镜头背后的南京之殇与人性之光——评《南京照相馆》

在光影交织的电影世界里，总有一些作品如利刃般穿透岁月的尘封，直抵人心深处最柔软且沉重的角落。《南京照相馆》便是这样一部在2025年暑期档横空出世，震撼无数观众心灵的佳作。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深刻的历史洞察以及细腻的人物刻画，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又一座纪念南京大屠杀的不朽丰碑。作为一名普通观众，观影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中的情节和画面在脑海中不断回荡；同时，从专业电影人的角度剖析，它在艺术创作与历史呈现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造诣。 

历史缝隙中的叙事微光：小切口，大历史

《南京照相馆》摒弃了传统战争片宏大叙事的惯常路径，巧妙地从一个极小却极具代表性的视角——南京城内的吉祥照相馆切入那段沉重的历史。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座古老的城市瞬间沦为人间炼狱。吉祥照相馆里，一群身份各异的普通人——邮差苏柳昌（刘昊然饰）、照相馆老板金承宗（王骁饰）及其家人、电影演员林毓秀（高叶饰）、日军翻译王广海（王传君饰）等，因各种缘由被困于此。他们原本有着各自平凡的生活轨迹，却被战争无情地卷入了命运的漩涡。

影片创意源自真实历史事件：当年照相馆学徒在冲洗日军胶卷时，意外发现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并冒险留存。电影以此为蓝本，围绕日军照片的冲洗、藏匿与传递展开故事。这种“大历史，小切口”的叙事模式，宛如在厚重的历史书卷中挑出一根纤细却坚韧的丝线，通过它缓缓牵出背后那段波澜壮阔又惨痛无比的历史。与同类题材相比，它避免了宏大战争场面带来的叙事空洞与情感疏离，将镜头紧紧聚焦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上，让观众能够以最贴近人性的方式去感受战争的残酷与历史的沉重。从专业叙事学角度来看，影片成功地运用了“微观叙事”策略，以个体命运为故事核心，通过一系列紧张刺激的情节冲突，如身份伪装、底片藏匿等，构建起一个充满张力与悬念的叙事空间，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跟随角色一同经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人物群像的细腻雕琢：人性的挣扎与升华

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堪称一绝，为观众呈现了一组生动鲜活、复杂立体的人物群像。这里没有被神化的英雄，只有在战争绝境中不断挣扎、蜕变的普通人。

苏柳昌，影片的核心人物之一，最初是一个为求生存而略显怯懦的邮差。他假冒照相馆学徒，只想在乱世中寻得一丝生机。刘昊然通过细腻入微的表演，将苏柳昌的胆小怕事、内心纠结刻画得淋漓尽致。例如，面对日军的威胁，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助；但在目睹日军暴行后，内心的良知开始觉醒，从最初的畏死怯懦到最终为了守护罪证底片、为了民族大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从“苟活者”到“守护者”的精神升华。这种人物性格的转变过程自然流畅，毫无突兀之感，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人性在战争洗礼下的坚韧与伟大。

王传君饰演的日军翻译王广海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复杂人物。他为了生存，凭借翻译技能为日军服务，看似对侵略者俯首帖耳，甚至抱有幻想。但在影片中，他又展现出了人性未泯的一面，在关键时刻，他没有完全丧失底线，没有拿枪射向同胞，并且对日军的暴行也逐渐产生了反抗意识。王传君精准地把握了这个角色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通过细微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将王广海的复杂性格展现得入木三分，使观众对这个人物既感到痛恨又有些许同情，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

高叶饰演的林毓秀，原本是怀揣电影梦想的演员，战争让她的生活陷入绝境。她在困境中展现出了女性的坚韧与善良，从最初对战争的懵懂与逃避，到后来逐渐觉醒，积极参与到守护罪证的行动中，她的转变过程细腻而真实。王骁饰演的照相馆老板金承宗，操着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将一个平凡善良、热爱生活的小市民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面对日军的暴行，他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的奋起反抗，展现出了普通百姓对家园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怒。

即使是影片中的反派角色，也并非简单的脸谱化呈现。日军摄影师伊藤（原岛大地饰）出身名门，外表斯文儒雅，戴着金丝眼镜，言谈举止间透着知识分子的气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文明的侵略者，却用相机记录下了最野蛮的罪行。他对阿泰（苏柳昌）说“我们是朋友”，却在背后暗下杀手，将通行证变成死亡通知单。这种表里不一的伪善形象，打破了以往电影中对日军角色单一化的塑造模式，深刻地揭示了侵略者的冷酷与虚伪，让观众对战争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专业表演理论角度而言，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技，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情感世界，将人物在战争环境下的复杂情感和性格变化演绎得丝丝入扣，使这些角色仿佛从银幕中走出来，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共鸣。

影像语言的深刻隐喻：相机与战争的残酷交响

相机，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道具和核心意象，承载了丰富而深刻的隐喻内涵。从影片开篇，日军屠杀平民时拉枪栓的“咔嚓”声与随军摄影师按动机械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便通过交叉剪辑并置在一起，这种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语言，瞬间将观众带入到那个残酷血腥的战争场景中，同时也暗示了相机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相机，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不再是记录美好瞬间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侵略者施暴的帮凶和粉饰罪恶的手段。

影片中，日军在暴行照片上盖上“不许可”的红章，转而命令摄影师拍摄“中日亲善”的伪证；还有那场令人痛心疾首的“摆拍”戏，伊藤嫌婴儿哭声“吵闹”，日军士兵竟将孩子活活摔死，随后让林毓秀抱着死去的婴儿对着镜头挤出笑容。这些情节都深刻地揭示了相机在战争中被扭曲的功能，它成为了侵略者篡改历史、掩盖罪行的杀器。而另一方面，那些被日军视为“不重要”的中国百姓的照片底片，最终却成为了揭露他们滔天罪行的关键证据，完成了从“记录罪恶”到“见证正义”的角色转变。这种对相机意象的巧妙运用，不仅在叙事层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更在主题表达上深化了影片对战争与历史的思考，使观众对战争的残酷性和侵略者的丑恶本质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从电影符号学角度来看，相机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在影片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它既是战争暴力的象征，又是历史真相的记录者，通过导演对这一符号的精心编排和呈现，构建起了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意义体系，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解读和反思。

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对话：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南京照相馆》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过去的电影，更是一次对当下和未来的深刻警醒。在当今时代，日本右翼势力仍在外网散布“亲善照”否认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等行径从未停止。影片中阿昌那句“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朋友”，仿佛穿越时空的呐喊，对这些谎言和丑行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影片结尾，一张张旧照片中的场景与当下南京城的新貌重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和隔空对话感。这种处理方式既让观众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也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和平、捍卫正义。

从电影的社会功能角度而言，《南京照相馆》承担起了历史教育和民族记忆传承的重要使命。它以艺术的形式将那段沉重的历史再次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年轻一代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同时，影片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在面对侵略时的坚韧不屈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照相馆》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卓越艺术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电影作品。它以独特的叙事视角、细腻的人物刻画、深刻的影像隐喻，为观众呈现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战争、人性、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它让我们明白，历史的伤痛虽已远去，但那份记忆永远不能被遗忘，因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这样一部有深度、有温度的电影，无疑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加坚定地守护和平、捍卫正义。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无论黑暗多么漫长，人性的光芒终将穿透阴霾，照亮这片土地。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更应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让“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呐喊永远在中华大地上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