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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2 00:54:34
我爸第一次带我去录像厅，是1991年。
县城电影院隔壁的一条窄巷子，门口的布帘子黑乎乎、油腻腻的。掀开之后，一股热浪裹着烟草味和汗臭味扑过来，呛得我打了个喷嚏。里面黑黢黢的，只能看见屏幕上的光在人脸上明明灭灭地晃，烟头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像萤火虫。
放的片子是《英雄本色》。周润发穿着风衣，用美金点烟。他嘴角叼着烟，火柴划燃的瞬间，整个录像厅的男人都屏住了呼吸。散场出来是夏天傍晚，知了声嘶力竭地叫，天色将暗未暗，我坐在我爸二八大杠的后座上，他一路哼着"浪奔浪流"。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把调子哼错了。
我不是想说那部电影有多好，也不是想说周润发有多帅。我就是想说，三十五年之后，我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傍晚的一切——布帘子掀开那一刹那涌出来的热气和黑暗，后座上颠簸的触感，我爸走调的歌声。这就是娱乐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留下的东西，不是产业数据，不是政策文件，就是这点零零碎碎的、不值什么钱的记忆。
但全国人民一起攒这点记忆，攒了四十多年，它就值钱了，就值得有人坐下来写一写了。
《渴望》播出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电视机还没进家家户户，但谁家要是有了一台，街坊邻居到了晚上就端着饭碗过来了。
《渴望》据当时媒体报道，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收视史上的一个奇迹。每天晚上到了播出时间，整个家属楼安静得像放了假，每一扇窗户里飘出来的，是同一首片尾曲。
我妈是刘慧芳的绝对拥趸。她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赶上夜班就让我姥爷帮忙，用一台老式录音机把电视里的声音录下来。第二天中午从厂里回来，她把录音机摆在饭桌上，一边端着面条碗一边听。刘慧芳受苦的地方，眼泪就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落在面条汤里，晕开一小圈油花。我爸在旁边撇嘴："假的，都是演戏呢。"我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盯着我爸说："你不懂。"
后来我长大了才慢慢想明白，我妈未必不知道那是假的。她是在刘慧芳身上看见了自己——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靠山，就是在生活的夹缝里咬着牙往前走。她想善良，想体面，想过得堂堂正正，但日子总是压着她，喘不过气来。《渴望》播出的那年，厂里已经有了第一批下岗名单，我妈的姐妹中有好几个就在上面。她们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哭的已经不是剧里的事了。
所以谁说娱乐只是消遣呢？对那一代人来说，它是唯一的出口。白天在流水线上被人呼来喝去，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把委屈和眼泪融进一个虚构人物的命运里，然后第二天继续去上班。
上了初中，班上有个女生，她爸跑长途运输，经常去广州。有一回她带回了一盘磁带，封面是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在海边回过头来笑——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台北，冬天会下雨，而台北的雨，是可以被人写成歌唱的。
全班女生轮流借那盘磁带。轮到谁了，跟中了奖似的。上课的时候偷偷把耳机线从袖子里穿进去，手捂着耳朵假装撑脑袋在思考问题，其实是在听歌。后来被老师发现了，磁带没收，那女生哭了一整节下课。第二天她爸又托人带了一盘新的来。那会儿追星就是这样的，笨拙、朴素，但是特别认真。
四大天王的贴纸，在文具店里一毛钱一张，一大张上面有二十多个小头像，需要用剪刀小心翼翼挨个剪开。班上男生分成两派，挺刘德华的和挺张学友的，课间争得面红耳赤，差点动手。黎明和郭富城也有粉丝，但势单力薄——黎明还好点，因为那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在元旦晚会上被一个男生唱得跑了十八个调，全班起哄让他下去，他就是不下去，坚持唱完，然后鞠了个躬，跟真的歌星似的。
那时候没有"内娱"这个词。港台是港台，内地是内地。内地演员叫"同志"或者"表演艺术家"，港台那边的才叫"明星"。
这种分野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夏天。一部电视剧把它搅了个粉碎。
高一暑假，我去外婆家。我表妹比我小三岁，那会儿刚上初中，天天霸着电视看《还珠格格》。我一开始特别不屑，觉得这是什么呀，吵吵闹闹的，一个小燕子满院子吱哇乱叫。但到了第三天，我叛变了——我搬了个小板凳，挨着表妹坐了下来。
每天晚上八点，两个小板凳并排摆在电视机前面。我妈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她每隔几分钟就探出头问一句："演到哪儿了？"
赵薇那双眼睛是真的大，林心如是真的温柔，范冰冰也是真的漂亮，苏有朋——那时候还叫"乖乖虎"——是真的深情。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它不是那种"你看完得思考点什么"的作品，它就是好看，就是让你开心，让你暂时忘掉作业、忘掉考试、忘掉所有不想面对的东西。
在那之前，我们的电视剧总是在承担某种"意义"。《渴望》告诉你好人一生平安，《编辑部的故事》告诉你贫嘴背后也有正经。但《还珠格格》不跟你讲任何道理。小燕子把御花园搅得鸡飞狗跳，太后气得吹胡子瞪眼，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笑得前仰后合，笑完就完了，没有任何"深刻内涵"。而恰恰是这种"没有深刻内涵"，在当时的中国电视屏幕上，成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
后来被很多人骂的"流量剧""无脑甜宠剧"，如果追根溯源，在1998年夏天的那个还珠格格身上，其实都能找到影子。只是当时谁想得到呢？我们只知道好看。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全在循环"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连我外婆都会哼两句。
表妹现在四十多岁了。去年春节她在自己家看《还珠格格》的重播，她儿子在旁边玩iPad，头都不抬一下。表妹看了她儿子一眼，跟我说："你不懂，这是妈妈的青春。"
我说我懂。
我上大学那年，学校后门一条街开了七八家网吧。烟雾缭绕的，键盘上全是油渍和烟灰，两块钱一小时，包夜八块。男生去打CS和红警，女生去看《流星花园》。
F4的贴纸从文具店转移到了大学宿舍的床板上、墙上、甚至蚊帐上。隔壁班四十个女生，至少有三十五个在追。道明寺派、花泽类派、西门派、美作派，下课吵成一团，主题是"杉菜到底该跟谁在一起"。有个女生把言承旭的海报贴在床顶上，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仰望。
但《流星花园》在内地播出没多久就被叫停了，官方理由是"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这句话听着耳熟吗？二十多年之后，耽改剧也被叫停了，措辞换了个皮，味道差不多。
可是禁播这种事，从来挡不住传播。盗版碟、网络下载、校门口刻录的光盘，学生们有的是办法。越不让看，越想看，这里面既有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也有一个朴素的道理——好内容不会因为一纸文件就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后来我在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回忆："当年为了看《流星花园》，学校后门的光盘店老板专门进了一批'内部资料片'，封面印着'计算机培训教材'，里面是F4。"真事，不算段子。
也是在那一年，内地有了自己意义上的偶像剧——《都是天使惹的祸》，李小璐演的。跟《流星花园》比粗糙了不少，但好歹是中国人自己的脸，自己的故事。李小璐后来的人生轨迹跌宕起伏，那是后话了。在当时，她就是个笑起来特别甜的姑娘，演一个小护士，穿着白大褂在医院走廊里跑来跑去。
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我在一家公司实习。工资低到不好意思说，但办公室有空调，有一台公用电脑，还有一个对《超级女声》狂热到不行的部门经理。
那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秀。海选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敢上舞台。跑调的、忘词的、紧张到当场哭出来的。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边笑得拍大腿，一边掏出手机发短信投票。一毛钱一条，一个号码限投十五票。后来我听移动公司内部的人说，那几个月短信收入暴涨，"超女期间"这四个字，成了他们内部会议上一个独立的数据分析维度，跟春节、国庆并列。
决赛那天晚上，我到底投没投票，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经理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打开免提，拨了那个投票号码。全办公室的人都屏着呼吸竖起耳朵。电话通了，嘟——嘟——嘟——三声之后，经理对着免提话筒说了一句："我投李宇春。"然后挂掉。
办公室里瞬间炸了——因为旁边坐着的那三个年轻姑娘是周笔畅的铁粉。互相指着对方笑骂，没有恶意，但每个字都带着认真的情绪。那场面就像办公室里搞了一次两党竞选，没有选票没有利益，但每个人都投入。
李宇春夺冠的那一天，352万票。她那副并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模样，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有人欢喜，有人骂。我妈看了一眼说："这姑娘挺精神的。"我爸在旁边哼了一声："这也算明星？"我夹在中间没说话。但说实话，我心里明白，从这一年开始，明星的标准被彻底改写了。
以前是作品捧人——你得先有一部好作品，然后大家才认识你。现在是"人捧作品"——你先红了，然后你做的任何事、说的任何话、出现在任何作品里，都有人看。
"玉米""笔亲""凉粉"，这些名字就是后来饭圈的雏形。百度贴吧是主战场，手段原始但热烈——发帖、顶帖、跟帖。谁发的帖子多，谁盖的楼高，谁就赢了。赢了没有任何实际回报，但高兴。就是纯粹的、不掺杂利益的"我们把她送上了冠军"的那种高兴。
十几年之后，饭圈变成了有数据组、控评组、反黑站、打投组的"正规军"。但我始终觉得，最早的那批玉米和笔亲，他们心里的那种干净，是后来的算法和资本都复制不出来的。那点干净，值得被记住。
200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单从娱乐圈的角度看，最标志性的，是明星们集体进入了"主旋律时间"。
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拍了一支MV。上百个明星零片酬出镜，一人一句。成龙、刘欢、那英、孙燕姿、王力宏、周华健，全部挤在一个画面里。后来有人统计，这支MV的明星阵容至今没有被超越。不是因为后来的凑不齐这么多人，而是因为后来的这些人，再也凑不齐那种"不拿钱也愿意来"的心情了。
同一年，汶川地震。明星们捐款捐物，去灾区义演，有的人甚至亲自扛着物资进山。在那几个月里，之前被一部分人骂"戏子"的艺人，突然成了"有社会担当的人"。娱乐新闻的头条全是救灾、捐款、义演，八卦暂时退场了。整个社会被一种巨大的情绪凝聚在一起，明星在其中，普通人也在其中，大家好像突然没有了边界。
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晚上，全院子的人挤在院子里看大屏幕。李宁举着火炬在空中跑，屏幕上的光打在他脸上，也打在院子里每一个仰着头的面孔上。当火炬被点燃的那一瞬间，一个老大爷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开始鼓掌。鼓着鼓着，他哭了。他站在那儿流泪，双手还在机械地拍着，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因为所有人都在流泪。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同时在电视机前面哭。后来不管多大的事，那种"所有人一起"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年我26岁，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娱乐这个东西，跟"国家""大义""民族"这些词之间，也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
我注册微博是在2010年。那时候发一条动态还要掐着字数算，最多140个字，超了就发不出去。
第一批入驻的用户里没有几个明星，活跃的反而是媒体人和段子手。但很快，明星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姚晨是第一个粉丝破千万的。她在微博上发的东西很日常——吃了什么、去了哪儿、今天遇到了什么事儿。粉丝们就在下面评论："原来明星也这样啊。"
距离感消失了。他们从电视屏幕里走了出来，住进了你的手机。你可以评论他的微博，他甚至有可能回复你——当然，那是后来不可能的事了。
2010年到2013年那段时间，微博还处于一种"野生"状态。明星在上面吵架、表白、发牢骚、怼记者，什么都有。那英发过一条"妈的，最烦装逼的人"，后来成了网络名言。冯小刚在微博上骂影评人"大尾巴狼"。范冰冰抛出那句"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这些金句全是从那个时期的微博里长出来的。那时候的人设不是"完美偶像"，是"真实的人"。
后来微博变成了没有硝烟的"主战场"。每条微博都得精修、审核、报备、挑时间发。那种野生感就彻底没了。
但这事儿不能全怪微博，要怪就怪流量。当一条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数直接挂钩商业价值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野生"了。
有些东西一开始都是好的。微博是，粉丝文化是，选秀也是。它们刚出来的时候，都带着一股干净的热乎气。但好东西进了资本的搅拌机，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原来的味道了。
2013年夏天《小时代》上映。那年我31岁，坐在电影院里看了一个多小时，确认了自己不是它的目标受众——那些华丽的空镜头、慢镜头、旋转镜头，那些关于友情、爱情、物质的夸张台词，它们对我来说是悬浮的，但对旁边那个哭湿了一整包纸巾的姑娘来说，那是她的整个世界。
豆瓣评分4.8，评论区的骂声几乎要溢出屏幕。但这不妨碍它拿下将近五亿的票房。第二年《小时代3》接着拍，第三年《小时代4》继续上，四部加起来接近二十亿。郭敬明后来在一次采访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坦诚："你可以骂它，但它有它的观众。"
《小时代》的"好不好"根本不重要。它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整个行业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公式：粉丝的数量乘以粉丝的购买力，等于真金白银的票房。不管你口碑多差，不管影评人把你骂成什么样，杨幂的粉丝、柯震东的粉丝、郭敬明本人的粉丝，会成群结队地走进电影院，而且会二刷、三刷。
"粉丝电影"这个名词，就是从2013年开始正式进入行业词典的。从此之后，整个选角逻辑发生了变化。以前导演选演员，第一标准是"合不合适这个角色"；后来制片人选演员，第一标准变成了"在微博上有多少粉丝"。很多真正有演技的老演员在那几年无戏可拍，不是因为他们不行，是因为他们的粉丝数不达标。
现在看来那几年的"流量为王"显然是畸形的。但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不觉得。整个行业上下都觉得自己找到了财富密码，一片欢腾。谁也没想到，密码这个东西，是有保质期的。
鹿晗回国之后发了一条微博，评论数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条微博具体转发了什么，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它就是一条普通的内容，本身没有任何信息量。但粉丝们把它当成了一项任务来对待——他们疯狂地转发、评论、点赞，动员所有能动员的人一起刷，一直刷到那个数字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为止。
那是"数据"第一次如此赤裸地站在中国娱乐圈的聚光灯下。从那天开始，数据就成了硬通货。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超话排名、热搜次数——每一个数字都可以直接换算成商业价值。品牌方不看你的演技，看你的数据；制片方不看你的履历，看你的数据；有些颁奖礼，也要看你的数据。数据本身没有罪，但当它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整个行业的创作逻辑就被悄悄改写了。
同一年，TFBOYS横空出世。三个十几岁的重庆男孩，最初只是在街头翻唱视频发到网上，然后以一种近乎裂变的方式传播开来。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三个名字一夜之间出现在千家万户的屏幕上。粉丝叫"四叶草"，应援色是橙色。
我第一次认真观察"应援"这回事，是在TFBOYS的演唱会上。台下整片整片的橙色灯牌，像燃烧的田野。粉丝们高举着横幅嘶吼着"十年之约"，声音震得耳膜发麻。那场面像某种宗教仪式——虔诚、狂热、不计代价。我当时站在场地一侧的通道上，那种气氛既吓人又动人。吓人的是那种集体性的狂热，动人的也是。你看着那些十几岁的小女孩，眼睛里亮着光，嗓子喊哑了还在喊。你会忍不住想：她们到底在追什么？是这三个男孩本身，还是这三个男孩替她们活出了一种她们自己够不着的人生？
2023年，"十年之约"到了。TFBOYS在西安办了最后一场合体演唱会。粉丝从全国各地飞过去，有人在现场哭到瘫软，说"我的青春结束了"。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一个女孩举着灯牌，上面写着"谢谢你陪我长大"。她哭得整个人都在抖，旁边的保安手足无措，想递纸巾又不知道该往哪里递。
娱乐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这些。不是数据，不是番位，不是资本。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某一段时光，被另一个人用歌声或表演陪着走完了。
2017年，爱奇艺上线了《偶像练习生》。它的赛制和超女本质上一样——观众投票选人，但玩法升级了不知道多少倍。会员才有投票权，买奶票才有附加票，买联名产品才能解锁隐藏票。一套组合拳下来，粉丝花的钱是超女时代的几百倍。
蔡徐坤C位出道，四百多万票。单看数字只比李宇春的352万多了一点点，但含金量完全不同——超女的短信投票一毛钱一条，性质上更接近通讯费；而《偶像练习生》的每一票，都是实打实的消费。
饭圈在那一年完成了系统化的"进化"。不再是贴吧里散兵游勇的爱好者了，而是有组织、有分工、有预算、有KPI的"正规军"。一个大型粉丝后援会，下面设了数据组、反黑组、控评组、打投组、文案组、美工组、财务组，部门齐全程度超过很多创业公司。偶像发新歌那天，各组像军令一样同时启动：数据组发布购买教程，精确到几点几分在哪个平台买、怎么买最划算；反黑组全网搜索负面言论，一键批量举报；控评组铺满微博广场，"哥哥好棒""姐姐绝美"刷屏；打投组二十四小时三班倒，确保投票量不掉出前三名。
我采访过一个数据组的组长，是个高中女生。她跟我说，她的"日常工作"是每天凌晨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先做半小时数据再去上学。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因为喜欢"。她妈妈坐在旁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同一年还有《创造101》。杨超越的出道，把"努力"和"运气"这两个东西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逼着每个人表态。喜欢她的人说"她真实""她代表平凡人的梦想"，讨厌她的人说"她凭什么""这对努力的人不公平"。两拨声音在互联网上吵得不可开交，节目组乐见其成，因为越吵热度越高。
几年之后有媒体采访杨超越，问她怎么看待当年的争议。她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我知道我唱跳都不好，但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对吧？我至少让很多人开心了。"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偶像？是完美的、经过精密计算的"产品"，还是有点瑕疵、但真实可感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那里，完全不同。而每一种答案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自我期许。
2018年《镇魂》火了。2019年《陈情令》爆了。2021年《山河令》也爆了。
三部耽改剧，路径几乎一模一样——双男主，兄弟情暧昧化处理，粉丝磕CP磕到失去理智，剧集收官之后两位男主的个人热度分别冲到顶流。朱一龙、白宇、肖战、王一博、龚俊、张哲瀚，这些名字就是顺着这条流水线被送上顶峰的。
"耽改"成了一条神奇得近乎离谱的赛道。它不需要一线演员，不需要大投资，不需要复杂的剧本，只要两个长得好看的年轻男演员，一份合格的剧本，加上暗戳戳的"工业糖精"，就能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资本发现这个密码之后开始疯狂立项，"耽改101"的说法都喊出来了，几十部耽改剧排队等着开机、等着过审、等着播出。
然后2021年，赛道被叫停了。官方理由没有细说，但从舆论风向来看，核心担忧是对青少年价值观的"不良引导"。上百亿的资本投入一夜之间打了水漂。已经拍完的压着播不出来，拍到一半的直接停工。
靠耽改一跃成为顶流的那些演员，后来的路天差地别。有人转型成功，开始接正剧、拍电影，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有人从此销声匿迹，像一颗流星，亮过一下就没影了。张哲瀚是最极端的那一个。2021年8月，他被曝出曾赴日本靖国神社参观并拍照，紧接着"亲日"的争议全面爆发。所有合作全部解约，所有作品全部下架，微博账号关闭，整个演艺生涯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从顶峰归零。
"塌房"这个词，在那几年开始频繁出现。仔细想想，这个词用得很妙——房子塌了，说明它本来就不太结实。有些是流量堆出来的泡沫房，风大一点就散架了；有些是地基本身有问题的危楼，自己慢慢裂开的。真正的好演员、好作品，不是盖房子，是种树。树的根扎得深，台风来了也倒不了，最多折几根树枝，来年春天还会再长。
2021年4月，郑爽被曝出在拍摄《倩女幽魂》期间进组77天，片酬1.6亿。日均208万。全网炸了。
范冰冰2018年的8.84亿罚单又被翻出来对比。网友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爽"。1爽等于2.99亿（郑爽最终被追缴并处罚的总额）。从此之后，大家在讨论任何大额数字的时候都会问："这是多少个爽？"它把天文数字变得可感知了，用一种荒唐的方式，让普通人理解了自己和那个世界之间隔着多厚的墙。
9月，中宣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被点名的包括：阴阳合同、逃税、天价片酬、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具体要求是：压实平台责任，打击流量造假，严管综艺节目，禁止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禁止劣迹艺人复出。
"清朗"两个字，像是给狂奔了十几年的内娱狠狠地踩了一脚急刹车。车轮还在转，但车速肉眼可见地慢下来了。
塌房潮紧接着到来。出轨、嫖娼、税务问题、性侵指控——以前这些事情多少还能靠公关团队压一压，但"清朗"之后风向完全不同了。劣迹艺人被明确划入"禁止复出"的名单。一夜之间从神坛上跌落的人，再也爬不回去了。
饭圈打投也被叫停。《青春有你3》的"倒奶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粉丝为了给偶像投票，大量购买赞助商的牛奶产品，扫码之后就地把牛奶倒掉。视频流出后，舆论场被彻底点燃了。"浪费粮食"这顶帽子扣下来，谁也扛不住。节目立即停播，打投通道全面关闭，选秀综艺的形态从此名存实亡。
2021年像一道分水岭。之前的十年是跑马圈地的十年，之后的几年是清理战场的几年。但清理战场不等于风平浪静——番位之争还在继续，流量对创作逻辑的侵蚀还在继续，饭圈的极化倾向还在继续。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从公开变成隐蔽，从粗放变成精细。
我在那个节点写过一篇评论，后来因为措辞问题没有发出来。但我在那篇被毙掉的稿子里写过一句话，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是对的："清朗"清得了表面的乱象，清不了人心里的东西。只要粉丝还需要在偶像身上投射自我，只要资本还需要用情感数据变现，只要平台还需要靠对立维持活跃度——这台机器的核心部件就没有被拆除。它会换壳，会换算法，会换一套法律上挑不出毛病的话术，继续运转下去。
这个判断可能太直了，但我不说，谁来说呢？
2022年，"去泡沫"成了行业内部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三个字：戏少了。
以前横店影视城一年到头剧组扎堆，群演吃盒饭都要排队。那几年明显冷清了。不少群演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开直播，背景就是空荡荡的明清宫苑，标题写着"今天又没戏"。
2023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浮现——流量演员集体转向正剧。杨紫拍了《生命树》，演一个高原巡山女警，后来拿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肖战拍了郑晓龙导演的《藏海传》，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杨幂拍了乡土题材的《生万物》和古装历史正剧《江山大同》。
放在五六年前，"流量演员去演正剧"这种搭配，是要被嘲笑"碰瓷"的。但到了2023年，市场变了，观众也变了。所谓"流量"的贬值，道理其实很简单——当所有人都带着流量入场的时候，流量就不再是稀缺资源了。稀缺的东西变成了另一个：你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这句话不是我原创的。是有一次我在一个采访后台，听到一个制片人说的。他说的时候语气特别平静，没有得意，也没有悲观，就像一个农民在说"今年雨水少"一样平常。他在行业里做了二十年，经历过电视剧自制时代的辉煌，也经历过流量泡沫最疯狂的几年。现在泡沫退了，他反而松了一口气。他跟我说了一句原话："以前谈项目先问'谁演'，现在先问'剧本怎么样'。这才对嘛。"
有两件事，我觉得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第一件事，是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卖了150亿。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碾压了同期所有的真人电影。中国电影市场的"头部效应"被推到了极致——一部片子，占了全年总票房的将近百分之三十。中腰部的电影越来越难活，1亿到5亿票房区间的影片数量比上一年少了整整28部。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的消费行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他们不再随便为任何一部电影掏钱了，他们只愿意为"真正值得看"的东西买单。
第二件事，是2026年"走个面儿"翻车了。韩红在冯小刚新片《抓特务》的宣传现场说了一句话："咱北京两千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意思是请大家帮忙捧个场，带带票房。结果这句话被全网玩梗，翻了大车。网友们愤怒的点出奇一致："凭什么让我们为你们圈子的人情买单？"
韩红后来发了道歉声明，说是"措辞失当"。但这件事远不止"措辞"这么简单。它暴露出来的是公众对文艺行业"圈子化""江湖化"的容忍度已经降到了临界点。一部戏，从立项到宣发，全是圈子内部的人在自娱自乐——名导、大咖、资本、宣发，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内部闭环，资源高度集中，人脉互相绑定，唯独把普通观众晾在一边。"走个面儿"之所以被群嘲，是因为观众终于开始说"不"了。他们不再是那个给什么就吃什么的被动接受者了，他们开始挑、开始选、开始拒绝了。
2026年7月的北京，热得让人不想出门。董子健、刘昊然、程潇，一批我们熟悉的面孔在采访里公开说"自己最近很空""有档期"。放在五年前，这完全不可想象——顶流怎么会缺戏拍？他们不是应该被各种本子追着跑吗？
数据比感受更直接。2026年第一季度，四家头部视频平台开机的长剧数量，比两年前腰斩了一半以上。短剧演员江峰、许鹏、张小磊因为没有戏约，回老家帮妈妈卖菜，有人甚至钻进了蔬菜大棚，在抖音上发大棚里的日常，配文"暂时换个赛道"。韩栋在直播间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现在是空档期，有本子的老师请联系我。"
评论区里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说"大环境不好，大家都不容易，共情一下"；另一种更直接——"活该，以前赚得太容易了。"后一种声音虽然刻薄，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前几年流量泡沫最大的时候，一部古偶剧的主演片酬能占到总投资的七八成，剩下那点钱才分给编剧、服化道、后期制作。拍出来的东西，演员连"对手戏"都不用演，靠绿幕、抠图、替身就能拼完一整部剧。观众不傻，忍了几年之后，终于不买账了。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综艺领域。2026年的综艺节目不再是纯粹让人"哈哈一笑"的东西了，它开始承担一种之前没人定义过的功能。有研究者把它叫作"情绪基础设施"。意思是，音乐综艺从"制造爆点"变成了"编织情绪共同体"；喜剧综艺用幽默来回应社会焦虑；户外真人秀把公共议题嵌入到行动叙事里；观察类综艺则成了普通观众理解复杂社会的"认知训练场"。
翻译成人话就是：观众看综艺，不再满足于看明星嘻嘻哈哈、做游戏、吃吃喝喝了。他们想看到能照见自己的东西。前几天我看了一档聊"内耗"的节目，弹幕从开头飘到结尾，百分之八十的弹幕都在说"这就是我""破防了""看哭了"。以前这种话题出现在心理咨询室的沙发上，现在出现在综艺里，几千万人同时在看，同时觉得"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
娱乐的定义正在变。它不再只是"让人忘记烦恼"了，它还包含了"让人看到烦恼""理解烦恼""跟别人共享烦恼"这些层次。这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番位这件事，我一直想单独拎出来讲。因为2026年的两会，还有代表委员在提这个问题，说明它不是过去时，是现在进行时。
"番位"这个词，简单说就是影视剧的片头片尾、宣传物料里面演员的排名和位置。传统戏曲里其实就有类似的东西，但那时候有两种排法：一种是"看角儿"——谁的名气大、地位高，谁就排前面，比如当年北京京剧团的"马谭张裘赵"，名角的位置是固定的，谁也动不了；另一种是"看戏份"——谁的角色重、谁的戏多，谁就排在前面。
这两种排法都有道理，因为它们认的是"戏"本身——要么认你的艺术地位，要么认你在这部作品里的实际贡献。
但是当"番位"从"对戏份的客观标注"变成了"衡量商业价值的硬性指标"，整个逻辑就被彻底扭曲了。谁的粉丝多，谁说了算。创作不再以艺术为本位，角色和演技退居其次。有些导演和编剧甚至被逼着改剧本、调戏份，就是为了照顾流量演员在番位上的排序。
我听说过一个业内流传很广的事，真假不确定，但传得开了就说明它戳中了某种普遍焦虑。说的是某部双男主剧，在开拍之前两家粉丝为了"谁是一番"这件事，在微博上撕了整整三个月。撕到剧组实在没办法了，公开发声明说"两位都是男主角，不存在番位高低"。剧播了之后口碑一般，两家粉丝继续撕，互相指责"都是对方拖了后腿"。制片人在一次私下饭局上叹气说："早知道这样，当初找一个没粉丝的新人来演算了。"
2023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番位的评论。其中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就存进了手机备忘录："当一切被数据量化，当平台和粉丝文化声量巨大，如何构建一个让艺术尊严、市场规律与公众期待都能被尊重的行业规则？这是比治理乱象更根本的挑战。"
"比治理乱象更根本的挑战。"这句话的分量，值得反复读三遍。
范冰冰的8.84亿，郑爽的2.99亿。这两个数字刚出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茫然——"这到底是多少钱？"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尺度。
我试着算过一笔账。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五千块钱，干到六十岁退休，一辈子的总收入大概两百万出头。2.99亿，够一万五千个这样的工人干一辈子。一个演员拍一部戏的报酬，等于一万五千个人的一生劳动。这个差距早就超出了"贫富差距"四个字能覆盖的范围，它已经进入了某种让人生理上感到不适的领域。
天价片酬是怎么来的？归根结底四个字：流量溢价。
当一部剧的商业价值高度绑定在主演一个人的身上时，主演就有了无可争议的议价权。制片方算的不是"该不该给这么多"的道德账，而是经济账——花一个亿请来一个顶流，可能换来十个亿的回报，那这一个亿就花得值。至于那十个亿的回报从哪来？最终还是从粉丝口袋里来。买代言、买周边、买电子刊、买各种解锁任务——每一个环节都在从粉丝的情感和钱包里抽取"税"。所以天价片酬的本质，是一笔被层层包装之后转嫁到粉丝头上的税。
税务问题是另一条线。明星成立个人工作室或者影视公司，按经营所得缴纳所得税，税率比个人所得税低一些。这本身是合法的，是现有税制框架下的正常操作。但问题是，有些人不仅在这个框架里做优化，还越过了边界——虚构成本、虚开发票、通过"阴阳合同"隐瞒真实收入。根据两高2024年相关司法解释，"阴阳合同"已被明确列为逃税手段。
范冰冰案之后，税务部门开了一个补税的窗口期。据说在那段时间里，上百位明星主动补缴了税款，总额超过百亿。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更加冷酷的事实：在流量最疯狂的那几年，这个行业的财富积累速度快到监管完全跟不上。等监管终于跟上来的时候，有些事情已经收不住了。
写了这么多明星、产业、政策、数据，我得把笔转回来了。
我一直反复想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关心什么？
表面上看，我们在关心明星的八卦，关心哪部剧好看，关心谁又塌房了。但往深了想一层，娱乐圈从来就不只是娱乐圈。它是一个时代的情绪容器，是我们集体心理的投射面。
八十年代，我们在影视剧里寻找"美好生活的样子"；九十年代，我们在港台明星身上寄托对"外面的世界"的全部想象；2005年，我们在超女的短信投票里体验了一把"民主参与"的快感——虽然只是投给一个歌手，但那种"我能决定结果"的幻觉，是当时很多普通人从未有过的体验；2010年代，我们在流量数据里看到了"我也能影响一切"的错觉——点一个赞、转一条微博、买一张专辑，好像真的能改变什么。
每一种追星的方式，背后都对应着一种社会心理。不是病态的，是人之常情。只不过有些时期，这些情绪被市场敏锐地捕捉到，然后被放大、被工具化、被变卖了。
饭圈文化最让我害怕的，不是打投、控评、撕番这些表面的行为。而是它日复一日地训练着一整代人，用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世界——我喜欢的，就是完美的；我不喜欢的，就是邪恶的。跟我想法不一样的人，不配存在，应该被举报、被网暴、被社会性死亡。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从饭圈溢出来，进入了公共讨论的每一个角落。你去看任何一场网络争吵，不管话题是什么，最后都会滑向"你站哪边"——这就是饭圈的逻辑，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拖进了同一个角斗场。
有学者把饭圈逻辑称为"高传染性社会动员术"。它的操作模式是：制造对立，情感绑定，组织化行动，收割流量。这套打法，已经被各种利益集团借鉴、移植到更大的社会话题上去了。你我可能没有追过星，但你我大概率都在某个时刻，被这套逻辑裹挟过。
有人说，粉丝是一群特殊的人。我不这么看。
粉丝就是我们。
那些在微博上为偶像屠版、控评、战斗的孩子，和几十年前在贴吧里对骂的"玉米""凉粉"，和再早几十年在胡同口争论"李双双到底该不该离婚"的大爷大妈，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人，都需要归属感，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支点。只是工具升级了，系统完善了，资本的玩法更精密了。
这也是为什么2021年"清朗"之后，饭圈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形态。从公开打投，变成更隐蔽的数据维护；从线下的狂热应援，变成线上的"意识形态攻防"。平台依然需要活跃度，资本依然需要收割情感，营销号依然需要制造冲突。只要这三个齿轮还在转动，饭圈这台机器就不会停下来。
而你我，都是这台机器的齿轮，或者润滑剂。
2026年春天，我看了一部小成本电影的点映。导演是新人，主演是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年轻演员。
放映结束之后的交流环节，有人问导演："现在市场这么难，你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导演想了一会儿，说："我爸是录像厅放电影的。我小时候坐在录像厅的角落里看周润发，看张国荣，看周星驰。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我也要让人坐在黑暗里看我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我不在乎票房多少，只要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我就拍。"
那天放映厅坐了大概三十个人。空调有点响，幕布有点旧，但电影开始的时候，所有手机屏幕都暗了下去。黑暗里只剩下画面在动，故事在走。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行业不管怎么变，资本怎么来怎么走，平台怎么换规则，政策怎么调方向，总有一些东西是冲不垮的。总有人还愿意讲故事，总有人还愿意听故事。这事儿跟钱有关，但又不完全跟钱有关。
我爸当年带我去录像厅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想到，三十多年之后，我会坐在电脑前写这些东西。他更想不到，那个在录像厅角落里看小马哥的孩子，后来成了一个靠写字吃饭的人。
我写这些的时候，想起很多已经很久没想过的画面。
想起夏夜，全院子的人围着一台电视机看《渴望》，扇子摇啊摇，蚊子嗡嗡叫，谁也不愿意走。
想起高中，音像店门口贴着F4的海报，风吹日晒褪了色，但店主一直没换，他说"还有人要看"。
想起大学，宿舍里室友用耳机听周杰伦，一边听一边抄歌词，抄了满满一本，毕业的时候送给他喜欢的女生。
想起2015年，音乐节的现场，几万人一起合唱《倔强》。唱到"我和我最后的倔强"的时候，前后左右全是眼泪。
这些画面跟"产业""资本""政策"没有半毛钱关系。它们就是一个一个的人，在各自的年代里，跟某个作品、某个人、某段旋律产生了联系。那个联系可能很短暂，但那一刻，是真的。
如果一定要给这篇东西一个结束，我就停在这儿。
不停在"潮水退去礁石还在"那种漂亮话上，就停在这个导演说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看"。
因为那个录像厅的灯，是关不掉的。它在一个人的心里亮着，可能很暗，可能很久才被人注意到，但它就是亮着，不愿意灭。只要那盏灯还亮，就总有人会在某一天掀开布帘子走进去，坐下来，等黑幕拉开。
这个录像厅，大概就是娱乐最后剩下的、谁也拿不走的东西。
PS：这是一位娱乐圈从业者剥离职业本身，站在非从业者角度给出的一份四十多年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