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买票看演出变成“买酒送票”,当天王天后忙着开个人巡演没空搭理拼盘,群星演唱会这个曾经的演出市场“硬通货”,正在经历一场从里到外的大换血。
2026年5月初,徐怀钰的团队已经飞到了安徽蚌埠。登台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化妆、试音、走台——一切看起来都按部就班。
然后,演出取消了。
不是台风,不是突发疾病,不是不可抗力。据媒体报道,原因是主办方杭州宗易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未依合约期限支付款项”。换句话说:钱没到位,戏就唱不了。
这不是个案。
同一时期,一场汇聚了张靓颖、张韶涵、袁娅维三位实力唱将的拼盘演唱会,开票三天后宣布取消。据行业人士透露,江西萍乡一场由李克勤、GAI、张远同台的万人场演出,最终出票情况不及预期。
但就在同一个月,延边州历史上首次万人级演唱会官宣——6月12日、13日,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两场演出,每场3万人规模。看台票最低48元,内场最高588元。
邹城,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带动周边酒店满房、餐馆翻台、小摊贩营业额翻倍增长。
上海前滩体育公园,3万人的场地来了70%的外地观众,蔡琴、李克勤、毛不易轮番登场,年龄跨度从2岁到85岁。
市场在分化,而且分化得很极端。
一边是“卖不出票”,一边是“一票难求”。这里面藏着的,不只是阵容好坏的问题,而是整个商业模式在变天。
这篇文章想聊的就是:在顶流明星越来越不愿意出席群星演唱会的今天,这个市场到底该怎么往下走?
1.1 马太效应:强者在开个人巡演,弱者才跑拼盘
如果你是一个当红歌手,手上有30场个人巡演的合约在排队,每场都是万人以上的场馆,票房在开票后迅速售罄,你会选择:
A. 继续开个人演唱会,赚全额票房,想唱什么唱什么
B. 去参加一场拼盘,唱三四首歌,跟七八个艺人分账
答案不言自明。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格局升维 生态延展——2025现场音乐演出市场分析报告》,2025年中国大型演唱会市场中,巡演项目场次占比77%、票房占比86.2%。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市场的资金,高度集中在头部艺人的个人巡演上。顶流们不需要拼盘,他们的个人品牌就是最大的IP。
报告还显示,2025年中国单场观演人数超过5000人的大型演唱会票房达295.58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1万人以上的场次占57.4%。
市场在膨胀,但膨胀的部分全被头部吃掉了。剩下的份额,才轮到群星演唱会去竞争。
1.2 “信息茧房”时代:没有谁能让所有人满意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现在的音乐市场,已经被切得太碎了。
FT中文网的一篇分析文章里提到一个现象:“不同代际的受众对于各个音乐人的熟悉和喜爱程度天差地别,一代人心中的音乐偶像,在另一代人心中完全是陌生路人。”
这个观察非常精准。
在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的加持下,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你喜欢民谣,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最近谁在唱rap;你是00后,你可能听过周杰伦,但对蔡琴、李克勤了解不多;你爸妈那一代,看到毛不易可能一脸茫然。
这就给群星演唱会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你到底请谁?
请老牌唱将,年轻人不买票。请流量新星,年长观众不熟悉。想要两头兼顾,成本翻倍不说,效果还不一定好——每个观众可能只为其中一两个人而来,其他时间都在刷手机等散场。
前滩那场演唱会做得相对成功,是因为它打出了“全年龄段”的牌——蔡琴、李克勤、黄绮珊负责唤醒中老年观众的青春记忆,毛不易、林宥嘉负责连接都市年轻人的情感,周震南、NAME女团负责面向年轻观众的号召。
但这种“全垒打”式的配置,成本较高。一般的二三线城市主办方,较难承担。
1.3 一个行业的“冰火两重天”
根据在呼和浩特举办的“2026中国演出交易会”的公开发布信息:去年音乐节票房遇冷、大量中小型主办方承压退场。
这句话说得很克制,但翻译一下就是:部分主办方经营承压,一些企业选择退出。
为什么?因为群星演唱会本质上是一门“高风险、相对低毛利”的生意。艺人出场费是刚性的,场地搭建成本是刚性的,安保、审批、宣发样样都要钱。唯一不确定的,是票房。
如果你请的顶流够多,票能卖出去,你就可能盈利。如果卖不出去,你就可能亏损。而现在,顶流越来越贵,也越来越难请。除非你能像英皇娱乐那样,用“公司25周年庆”的名义,让旗下容祖儿、张敬轩、Twins、古巨基全员出动——那已经不是普通的群星演唱会了,那是企业年会。
但对于大多数主办方来说,不具备这样的艺人资源。
那怎么办?不办了吗?
也不是。只是2026年还能活下来的群星演唱会,已经换了一套玩法。
2.1 郎酒的“阳谋”:演唱会成了买酒的赠品
先来看一个案例。
2025年到2026年,郎酒集团在全国十多个城市举办了一系列“中国郎·群星盛典”演唱会。南宁站,3.4万人到场;盐城站,现场人气高涨。
关键来了:这些演唱会的门票,几乎不对外公开销售。
那票去哪儿了?据公开报道,门票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赠送给消费者。买酒送票,买得越多,送得越多。
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运作,本文仅作商业模式描述,不构成对任何企业的商业评价。
你细品这个逻辑。
传统的演唱会,主办方靠卖票回本,观众花钱买体验。这是一种“2C”的模式——直接面向消费者。
郎酒这套,是“B2B2C”——品牌方出钱,主办方执行,消费者通过消费获得观演机会。在这个链条里,真正的“顾客”不仅是拿着荧光棒的观众,更是掏了冠名费的品牌方。
从商业逻辑看,郎酒的投入不只是“办演出”的成本,也是“市场营销”的费用。它算的不是“这场演出赚了多少钱”,而是“这场演出对品牌认知和产品销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就引出一个“演唱会成本的三明治模型”(本文作者根据行业观察总结):
- 顶层(谁付钱):品牌方通常承担较大比例,地方政府可能提供一定补贴或资源支持,门票收入占比较小
- 中层(钱花哪):艺人出场费、场地搭建、宣发推广为主要支出
- 底层(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往往低于其感知价值
在这个模型里,门票收入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2.2 邹城的算盘:演唱会是为了“带货”(带的是城市)
再看邹城。
2026年5月上旬,“星光耀动 相约邹城”群星演唱会在邹城体育中心举行,4万多名观众到场。
4万人,放在一线城市不算什么,但对邹城这样的县级市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客流增量。而且,这4万人不是来看完就走——他们还要吃、要住、要玩、要买东西。
来看几个数字:
- 酒店:邹城和泰度假酒店,平时入住率约60%,演唱会前两天入住率达到100%,据酒店方面反馈,70%以上的住客是来看演唱会的游客,营业额创下新高。
- 餐饮:体育中心附近的纳喜家常菜馆,据店家介绍,演唱会期间收入明显增长,翻台率大幅提升。
- 小微商户:一位在体育中心附近经营小吃摊的商户表示,演唱会期间营业额比平日有明显增长。
- 景区:凭演唱会门票,可以享受孟庙孟府等景区的门票减免,不少外地歌迷看完演出后专门去打卡。
邹城打的算盘是什么?
它不是靠卖演唱会门票赚钱——事实上,这种县级市的演唱会,票价受当地消费水平制约。邹城真正的目的,是“把演唱会流量转化为旅游留量”。
用政府的话说,叫“积极探索‘一场演唱会引爆一座城’的文旅新路径”。
通俗理解:演唱会不一定要靠门票盈利,只要能把人引来,住宿、餐饮、景区、交通都有机会获得收益。
这就是所谓的“演唱会经济溢出效应”。据业界普遍测算,大型演唱会能带动周边消费,产生倍数效应。你花一定金额看演出,可能还会在食宿交通上花更多。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账算得过来。
2.3 前滩的野心:把演唱会做成“城市名片”
如果说邹城是“小而美”的县域样本,那上海前滩就是“大而全”的城市标杆。
2026年4月25日,“星花怒放 同忆首歌——前滩群星演唱会”在前滩体育公园开唱。这是上海中心城区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万到5万人级大型户外演出场地的年度首秀。
这场演出的数据很有意思:
- 70%的观众来自上海以外
- 年龄跨度从2岁到85岁
- 与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浦东分会场同期联动
- 前滩商圈9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联动专属优惠
- 10家酒店凭票根享受优惠
- 耀雪冰雪世界、上海中心大厦、浦东美术馆等文旅地标全部参与联动
这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演唱会了。这是一场“文商旅体展”多方联动的大型活动。
前滩音乐节主办方、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李旻坤说了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怎么把前滩地区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复合性的文化体验枢纽区,这是他们一直在思考的。”
翻译一下:他们不是在办演唱会,他们是在做一个“城市引流器”。
聊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反常识的观察:
2026年运营良好的群星演唱会,核心竞争力可能不再仅仅是“含星量”——请了多少顶流大牌。
而是“含金量”——整合品牌预算、对接政府需求、创造消费闭环的能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文作者基于行业观察):那些还在比谁家请的明星更大的主办方,风险承受压力较大。而那些转型为“资源整合商”的玩家,正在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3.1 延边州的解法:“音旅融合”
延边州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打出了“音旅融合”的旗号。
他们怎么做?
第一,票价亲民。看台票最低48元,内场最高588元。这是什么概念?在北京看一场电影都要七八十块,48块听三小时的群星演唱会,票价门槛较低。
第二,定位精准。两场演出,两套阵容,两套票价。6月12日主打“彩铃时代”,徐誉滕、胡杨林、誓言这些名字一出来,80后90后的记忆立刻被激活——《等一分钟》《香水有毒》《求佛》,这些歌曲在彩铃时代广为流传。6月13日主打“金曲回响”,徐怀钰、郑智化、阿牛、白小白,覆盖的年龄段更广。
第三,强调“首次”。延边州历史上首次万人级演唱会,今年吉林省首场获批的大型户外演唱会。这种“首次”本身就是营销点,能激发当地人的参与感和外地人的好奇心。
延边的逻辑是:把演唱会做成“家门口的节日”,而不是“远方的大牌秀”。你不用请最贵的明星,你只要能提供一个让本地人和游客都愿意来的理由。
48块的票价,门槛很低。但只要有人来,延边的餐饮、住宿、景区就有机会获得收益。
3.2 香港英皇的“情怀牌”:“自己人”的故事
再看一个截然不同的案例。
2026年5月初,英皇娱乐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办了“25+英皇群星演唱会”。两场演出,每场4万人。容祖儿、张敬轩、Twins、古巨基……全是英皇自家艺人。
这场演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拼盘”,而是“家族聚会”。
据媒体报道,容祖儿在台上唱《我的骄傲》时落泪,感谢老板杨受成和经纪人霍汶希,说自己入行27年,英皇是她的起点。
张敬轩即便前一天确诊了急性内耳迷路炎,依然坚持唱完了首场演出——虽然第二天不得不取消,但敬业精神获得观众认可。
古巨基声带发炎,据称靠类固醇“开声”也要上台,说不想错过公司25周年这个重要舞台。
阿Sa新婚后的首次公开演出,关智斌带着全场4万观众齐喊“新婚快乐”。
这是一种什么模式?
“企业年会+家族演唱会+粉丝见面会”三合一。
观众买票,买的不是“看几个明星轮流唱歌”,而是“见证一个公司、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英皇不需要去外面请顶流——自家就是顶流。它讲的故事,不是“这个阵容有多豪华”,而是“我们一起走过的25年”。
这种模式,其他公司能复制吗?难度较大。因为你得有英皇那样的艺人储备和25年的品牌积淀。但它揭示了一个道理:群星演唱会的价值不仅在于“星”,也在于“连接”——艺人与艺人之间的连接、艺人与公司之间的连接、公司与观众之间的连接。
3.3 三四线城市的“降维打击”:“北上广没有的体验”
还有一个趋势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群星演唱会,正在“下沉”到三四线城市。
为什么?
因为在北上广深,演出市场竞争激烈。观众的选择较多——头部艺人轮番开唱,话剧、音乐剧、脱口秀等多种演出形式并存。一场群星演唱会在这种环境里,较难脱颖而出。
但在三四线城市,情况有所不同。
延边州的那场演唱会,宣传语是“延边州历史上首次万人级演唱会”。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这是“家门口的大事”。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看过万人演唱会,这次机会来了,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
邹城的那场演唱会,4万人到场,放在上海可能只是普通周末的水平,但在邹城,那是全城关注的事件。
这就是三四线城市的独特逻辑:你不用跟北上广比阵容,你可以比“稀缺性”——在当地,这个级别的演出可能是全年甚至几年才有一次的。
而且,三四线城市的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场地费用、人工成本、审批流程等方面可能更具优势。即便票价定得不高,只要上座率有保障,经营压力相对可控。
说了这么多“怎么活下来”的方法,也得泼点冷水。
2026年的群星演唱会市场,光鲜背后藏着不少风险。
4.1 财务风险:主办方资金链问题
文章开头提到的徐怀钰蚌埠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艺人到位了,场地搭好了,票也卖出去了——结果主办方未能按约付款。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拼盘演唱会的商业模式本身利润率不高,一旦票卖得不好,或者某个环节预算超支,主办方容易出现资金压力。极少数情况下,存在主办方前期以明星阵容吸引票款,后期以各种理由拖欠艺人费用的现象。
这种风险怎么规避?
对艺人方来说,只能更谨慎地选择合作方。据媒体报道,滚石唱片这次的处理方式是——发现对方未按合约付款,果断取消行程,公开声明,避免进一步损失。
对消费者来说,买票时要多留个心眼。尽量选择猫眼、大麦等正规平台购票,避免从非官方渠道买票。同时关注主办方的背景——是知名演出公司,还是从未听过的公司。
4.2 运营风险:付费意愿下降的挑战
市场分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冷热不均”。
头部艺人的个人演唱会,一票难求,黄牛现象长期存在。但部分群星演唱会,票务销售不理想,最后只能通过各种渠道“送”出。
送票本身不是问题——就像前文分析的,很多成功的演唱会本来就是“赠品模式”。但问题是,如果“送”成了常态,消费者的付费意愿可能会受到影响。
“反正最后都会送,我为什么要花钱买?”
这个心理一旦形成,可能会形成循环:送票影响付费意愿→付费购票减少→更多送票→品牌方觉得活动受众价值下降→赞助意愿降低→演唱会运营承压。
如何破局?有业内人士提出:把“送”设计成“特权”,而不是“普遍现象”。
比如,不是简单的“买酒送票”,而是“买酒抽奖,有机会获得VIP专属坐席”。抽中的观众享受的不是“免费入场”,而是“更好的座位、更多的权益”。这样,没有抽中的人仍可能愿意买票。
4.3 政策风险:监管环境的变化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策。
近年来,文旅部对演出市场的监管持续加强。尤其是针对“黄牛倒票”“天价票”“假唱”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措施。
202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提出了明确要求:大型演出要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每场演出每个身份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与入场人身份信息必须保持一致。
这对群星演唱会的影响是什么?
一方面,有助于打击黄牛,让真正的观众能买到票。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主办方的运营成本——实名认证系统的搭建、现场验票的人力投入,都是额外开支。
更重要的是,政策对“赠票”也有一定规范。如果一场演出“赠票”比例过高,可能会引发监管关注。主办方需要在“品牌营销”和“合规经营”之间找到平衡。
聊完现状、模式、案例和风险,最后说说未来。
群星演唱会这个市场,肯定不会消失。但它必须“变形”。以下四个方向,可能是接下来的主流:
5.1 “去演唱会化”:卖的不是演出,是“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
未来的群星演唱会,可能会越来越不像“演唱会”。
它可能是一个“周末两天一夜的微度假套餐”——周五晚上看演出,周六白天逛景区、做手工、品美食,晚上再来一场篝火晚会。演唱会只是这个套餐里的“主菜”,配菜还有很多。
前滩的“花卉节+演唱会”联动模式,邹城的“演唱会+景区”优惠政策,都是这个思路的雏形。
更进一步的设想:演唱会本身可能价格很低甚至免费,但周边的住宿、餐饮、体验项目收费。就像很多互联网产品的逻辑——“基础服务低价或免费,增值服务收费”。
5.2 品牌定制:从“找赞助”到“一起造节”
“郎酒模式”可能会被更多品牌关注。
越来越多的品牌会发现:与其花预算在传统广告上,不如办一场演唱会。广告是“打扰消费者”,演唱会是“取悦消费者”。后者花同样的钱,得到的是消费者的好感和记忆,而不是“跳过”按钮。
接下来的趋势可能是:品牌不再只是“冠名赞助商”,而是成为演唱会的“联合主办方”甚至“唯一主办方”。演唱会的内容、阵容、宣发方式,都要服务于品牌的营销目标。
这需要主办方具备更强的“品牌服务能力”——不是“我有一场演出,你能不能赞助”,而是“你的品牌需要触达什么样的人群,我帮你量身定制一场演出”。
5.3 地方政府深度介入:“一场演唱会激活一座城”
邹城和延边的案例说明,地方政府是群星演唱会的重要支持方。
接下来的几年,可能会有更多地方政府把“演唱会经济”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具体来说,可以从几个方面发力:
- 资金补贴:对能拉动文旅消费的演唱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 资源协调:协调景区、酒店、餐饮等商家推出“演唱会+旅游”套餐,形成联动效应
- 审批绿色通道:优化大型演出的审批流程,降低主办方的行政成本
- 宣传支持:利用政府渠道为演唱会推广,扩大影响力
但也要注意,政府的介入需要把握好度。理想的状态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政府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但不干预具体的商业决策。
5.4 数字化转型:从“一次性活动”到“持续运营的IP”
过去的群星演唱会,往往是“办完就散”。票卖完了,演结束了,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但数字化技术让“延续”成为可能。
前滩那场演唱会引入了“数字舞台智能体‘小忆’”——一个AI虚拟形象,在舞台上打碟、唱歌、跳舞、主持。
这看起来像一个科技亮点,但它的背后是一个可能性:这个虚拟形象可以在演唱会之后继续运营。它可以成为“前滩音乐节”的IP代言人,在社交媒体上持续与粉丝互动,甚至可以单独开“虚拟演唱会”。
未来的群星演唱会,可能不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一个“可持续运营的IP”。线上直播、衍生品开发、粉丝社群运营……这些都能在演出结束后继续创造价值。
回过头看,群星演唱会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个行业的“成人礼”。
靠堆砌顶流明星就能盈利的时代,正在过去。仅靠门票收入就能回本的模式,也面临挑战。
这可能不是坏事。它倒逼所有参与者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一场群星演唱会,到底在为谁创造什么价值?
- 对观众来说,它提供的是情绪价值、社交体验、一次值得分享的回忆
- 对品牌来说,它提供的是消费者情感连接、目标人群触达、营销闭环
- 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提供的是城市引流、消费拉动、文旅融合的抓手
- 对主办方来说,它提供的是资源整合、模式创新、持续运营的机会
想清楚这个问题,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于主办方而言,如果难以请到顶流,不妨考虑其他路径——品牌定制、文旅融合、企业年会式演唱会、三四线城市的本地化运营。
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
参考文献:
1. 緯來新聞網. (2026). 徐懷鈺中國商演突喊卡!登台前表演告吹 滾石揭主辦險惡意欠款內幕
2. 澎湃新闻. (2026). 5月16日开售!徐怀钰、白小白等群星演唱会延吉站票价公布
3. 新华网客户端. (2026). 邹城演唱会背后的消费答卷
4. FT中文网. (2026). 演唱会经济:拉动消费的灵药?
5.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6). 浦东“春日繁花+经典旋律”谱写文商旅体展融合新乐章
6. 星洲网. (2026). 英皇群星演唱会|4万观众祝阿Sa新婚快乐
7. 青年报. (2026). 七成观众来自外地,前滩的这场群星演唱会燃爆了
8. 北京星风传媒. (2026). 2026年中国群星演唱会市场趋势分析:当演出沦为“赠品”
9. 香港文匯網. (2026). 張敬軒缺席尾場演出 確診急性內耳迷路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