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0日,沈阳。
一个叫王俊的年轻人,在这一天做了一件他可能想了很久的事:成立一支乐队。
在成为“信念乐队主唱”之前,王俊的身份是“商演吉他手”。16岁自学吉他,然后就是漫长的、重复的、以弹琴谋生的日子。商演这个行当,弹的是别人点的歌,挣的是按场结算的钱。你弹得好,有人鼓掌,然后你收拾琴盒,去下一个场子。你弹得再好,第二天也不会有人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王俊后来开始尝试开口唱歌。2012年,他写了第一批原创歌曲。写歌这件事和弹琴不一样。弹琴是执行,写歌是表达。一个人开始写歌,意味着他有一些话,不写出来就过不去。那些歌的名字后来被记录在乐队的简介里:《深行的人》《可否是爱转身》《呼唤》。
2016年,王俊决定不再只做一个“商演吉他手”,而要做一个“乐队的主唱”。他给这支乐队取名叫“信念”,英文名“BELIEF”。
信念。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一种特殊的重量。它不是“梦想”那种漂浮的浪漫,也不是“坚持”那种苦大仇深的执拗。信念是一种更安静、更笃定的东西。你知道一件事是对的,你知道它值得做,然后你就去做。不需要喊口号,不需要打鸡血,只是做。
一支乐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信念乐队的五个人,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曲折。
键盘手赵恩典,幼时学钢琴,早期和王俊组建过乐队。后来他参加过百事可乐原创音乐巡回演出,那是他离“职业音乐人”最近的一次。再后来,他又和王俊走到了一起,组建信念乐队。有时候,一个人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最初一起弹琴的人身边。
贝斯手李炎泽,原本是弹吉他的。后来因为乐队需要,自学转型弹贝斯,2021年加入信念乐队。从吉他到贝斯,不只是换一件乐器的事。吉他手习惯站在台前,贝斯手习惯站在后面。一个人愿意从“前面”走到“后面”,是一种沉默的成全。
鼓手刘一夫的来路最“远”。他毕业于名古屋音乐学院,爱好重金属音乐。在日本学艺期间,师从星山哲也(滨崎步巡演乐队鼓手)、Ray Luzier(Korn乐队鼓手)和Pat Torpey(Mr Big乐队鼓手),回国后加入信念乐队担任鼓手。一个在名古屋学重金属鼓的人,回国后加入了一支以流行原创和BEYOND曲目为主的沈阳乐队。这种“错位”本身就很有意思——一个受过严格技术训练的人,选择了一支更“接地气”的乐队。
主音吉他手孙舣航,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自学吉他,曾担任音乐教育吉他老师并兼职商业演出。2023年,因信念乐队人员变动,他加入了。他的加入时间最短,但吉他技术补上了乐队需要的那一块。
五个人,来自不同的音乐背景,走到了同一支乐队里。2020年1月,乐队签约北京星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写在乐队的简介里:流行原创音乐,以及——BEYOND乐队的曲目。
信念乐队被外界记住的第一个标签,往往和BEYOND有关。他们的演出中,黄家驹的歌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2019年起,他们开始参加各类大型纪念家驹演唱会。
黄家驹,这个名字在华语摇滚乐中的位置不需要解释。《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真的爱你》《长城》《农民》《可否冲破》……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而他本人1993年离世时,只有31岁。一个31岁的人,写下了一个时代的 anthem。
信念乐队做的事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传颂”而不是“翻唱”。这个词的选择很讲究。翻唱是复制,传颂是传递。翻唱者满足于“像”,传颂者在意的是“到”——让那些歌抵达新的人。
他们在介绍中写道:通过外形、歌声和演奏等方面近百分之百的还原度,打造追忆经典的沉浸式体验。但同时,他们也在用21世纪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将传奇经典进行“变通和转化”。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完全的复制会沦为拙劣的模仿,而过度的改编又会失去经典的灵魂。信念乐队的选择是:在还原中转化,在致敬中传承。
2024年,「追忆家驹 致敬BEYOND」全国巡回演唱会走过多个城市,包括温州站于7月27日在意空间MeaningSpace举行。2024年11月,乐队官宣“超越时空·不灭音符·2025家驹音乐之旅”专场巡演。2025年12月31日,他们作为演出嘉宾参加了南京银杏湖乐园第六届花火音乐狂欢节跨年活动,表演了BEYOND的《海阔天空》等多首经典曲目。
“我们在用我们的方式,继续唱他的歌,也唱我们自己的歌。”
如果信念乐队只是翻唱BEYOND的歌,那他们最多只是一支优秀的“致敬乐队”。但他们不止于此。
他们的原创作品包括《深行的人》《继续等待》《呼唤》《可否是爱转身》《尽管》,以及《流泪的言语》等数十首原创歌曲。这些歌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BEYOND式的气质。“深行的人”——在深处行走的人。“继续等待”——不放弃的等待。“呼唤”——向某个方向发出的声音。“可否是爱转身”——一个带着疑问和温柔的标题。“尽管”——一个转折词,通常后面跟着的是某种不妥协。
但“原创”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对于一个以传颂翻唱经典为主的乐队来说,原创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悖论:当你把一首《海阔天空》唱到“近百分之百的还原度”时,观众对你的期待已经被锚定在了那个高度。你唱BEYOND的歌,观众说“像黄家驹”。你唱自己的歌,观众问“这歌为什么不像《海阔天空》”。
信念乐队的原创,从一开始就活在这个悖论里。他们翻唱得越像,原创就越难被“听见”。他们越是以“致敬BEYOND”被记住,自己的歌就越容易被忽略。
这不是信念乐队独有的困境。所有以翻唱起家的乐队都面临同一个问题:翻唱是捷径,但捷径走得久了,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你翻唱别人的歌,观众记住的是那首歌;你唱自己的歌,观众记住的才是你。
信念乐队的选择是:两条路一起走。用翻唱维持乐队的生存,用原创寻找乐队的生命。翻唱让他们有舞台,原创让他们有未来。
这种选择需要一种近乎固执的耐心。一首原创歌从写到唱到被接受,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翻唱一首经典。翻唱《海阔天空》,观众第一句就跟着唱了。唱《深行的人》,观众第一遍听,第二遍听,第十遍才开始记住旋律。在第十遍之前,每一个夜晚都是一场沉默的冒险。
王俊从2012年开始写歌。到信念乐队成立,中间隔了四年。到乐队被更多人听见,又隔了好几年。这中间的每一天,他都在做同一件事:写歌,然后等。
“在伟人的肩膀上再次提高”——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赞美,实际上是一个极难的命题。
站在黄家驹的肩膀上,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你比大多数人更近地看到了那些歌是怎么写出来的。你翻唱《海阔天空》一百遍,你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怎么从喉咙里出来的,那个旋律是怎么从沉默里升起来的。第二,你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自己离那个高度有多远。
黄家驹写《海阔天空》的时候,已经写了十年。从1983年BEYOND成立,到1993年《海阔天空》问世,中间是十年的地下挣扎、自费出唱片、被人嘲笑、被人否定。那些歌不是灵感一闪的产物,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摸了十年,摸出来的一条路。
信念乐队翻唱这些歌,翻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他们看到的是《海阔天空》的辉煌,看不到的是《再见理想》时期的窘迫。如果他们只停留在“翻唱得好”,那他们永远只能站在黄家驹的影子里。
所以他们选择写自己的歌。不是因为写歌容易,恰恰是因为写歌太难。一个真正尊重黄家驹的人,不会只满足于唱他的歌。他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黄家驹在这个时代,他会写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提高。
信念乐队的《深行的人》,歌名里有一个“深”字。深处行走的人,不走大路,不走捷径,不站在聚光灯下。这个意象和黄家驹的《再见理想》有一种奇妙的呼应。《再见理想》唱的是“一起高呼Rock n Roll”的孤独,《深行的人》唱的是在深处独自前行的沉默。一个在1980年代的香港,一个在2020年代的沈阳。时代不同,但那种“在没有人走的路上走下去”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否是爱转身》里有一个“转身”的动作。转身不是回头,是改变方向。一个人站在原来的路上,突然决定转过身去,走另一条路。这个动作里有一种决绝,也有一种温柔。
《继续等待》和《尽管》——等待和不妥协。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几乎就是信念乐队自己的写照。他们在等待原创被听见,同时在翻唱的舞台上不妥协地演每一场。
在沈阳美帝奇1905Livehouse的一场演出介绍中,信念乐队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你或许看到过、听到过很多同款或者类似演出,但只有我们,信念乐队,一支本土乐队,在自己家乡沈阳为大家演艺经典,这场演出充满了氛围感和跌宕起伏的节奏感。”
“一支本土乐队,在自己家乡沈阳。”
这句话里有一种不加修饰的骄傲。信念乐队是沈阳的乐队。沈阳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在中国的独立音乐版图上,沈阳有它的位置,但从来不是中心。一支沈阳的乐队,要靠翻唱一支香港乐队的歌,在沈阳的Livehouse里,把那些歌重新唱给沈阳的人听。
这件事有一种奇妙的循环感。黄家驹的歌从香港出发,穿过三十多年的时间,穿过数千公里的距离,落在沈阳的一个Livehouse里。唱歌的人换了一拨,听歌的人也换了一拨,但那些歌还在。信念乐队就是那个“还在”的证据。
但“还在”不够。信念乐队想要的,不只是“让那些歌还在”,而是“让那些歌在这里长出新东西”。他们在沈阳唱《海阔天空》,也在沈阳唱《深行的人》。前者是记忆,后者是此刻。一个乐队如果只有记忆,它是一支乐队纪念馆。一个乐队如果只有此刻,它是一群没有来路的人。信念乐队选择同时拥有两者。
信念乐队成立于2016年6月10日。到2026年,正好十年。
十年,对于一个独立乐队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足够一支乐队从零开始,走到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足够五个人从陌生磨合到默契;足够把《海阔天空》唱一百遍、一千遍,然后发现每一次唱,还是会被某一句歌词击中。
十年也足够一件事变得清楚:翻唱是他们的入口,原创是他们的出口。
他们不是在“消费”黄家驹。他们是在替那些没有机会在现场听过黄家驹的人,守住一个可以听见那些歌的地方。同时,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放上自己的歌。那些歌不一定有《海阔天空》那么辽阔,不一定有《光辉岁月》那么沉重,但它们是信念乐队自己的。是王俊在商演和写歌之间挤出来的,是五个人在排练室里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是在“像黄家驹”和“做自己”之间找到的一条窄路。
黄家驹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信念乐队在做的事情,就是“做”。做翻唱,让经典继续被听见;做原创,让信念继续被写下;做一支沈阳的乐队,在沈阳的Livehouse里,一场一场地演。
信念乐队的故事里,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它是一支沈阳的乐队,由五个各有来路的人组成,唱着原创的歌,也唱着黄家驹的歌,一场一场地演,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从沈阳到温州,从2019年到2026年,从“追忆家驹”到“超越时空·不灭音符”。
“信念”这个词,放在他们身上,不是口号,而是一种描述。他们相信一件事:黄家驹的歌值得被继续唱下去,但比“唱下去”更重要的,是黄家驹写歌的那件事,值得被继续做下去。然后他们就去做了。
就这么简单,也这么难。